罗必良(左)认为,农产品安全宏观上是组织化问题,深层次是制度建设问题。□贺力波摄
□本报记者 李晓芬
时至今日,海南瓜菜行情逐步回暖,但海南乐东瓜菜协会会长郭仁东回想起一个多月前发生的豇豆事件,仍心有余悸,“其实农民和消费者都是受害者。”
3月25日,在南方农村报·“蔬菜安全与农药产业规范”研讨会上,郭仁东讲述了海南产区豇豆生产真相。有关危机事件后,如何走出产业利益和公众利益双输困局的问题,成为会议讨论的热点。
产业与公众利益双输
海南冬种北运菜全国闻名,对当地农民收入至关重要。郭仁东介绍,一般每户家庭种3亩地,一亩豇豆产量为5000-6000斤,按平均价3元/斤计算,每亩利润1.2万元左右,菜农种一季豇豆就有3-4万元收入。因为个别不法农药经销商牟取暴利,从省外批发禁用高毒农药,而部分农民可能种植水平太低,保持传统用药习惯,就使用了一些禁限农药,“豇豆事件发生以后,三亚、乐东、陵水等地豇豆生产者受到沉重打击。”
“当时豇豆跌至0.2-0.3元/斤,甚至无人收购。”三亚求金瓜菜产销合作社社长陈求传说,而且还波及海南其他瓜菜,以及芒果、香蕉等水果销售,对海南北运果菜品牌的影响无法估量。
“一根小小的豇豆砸到的不仅仅是农民,也有消费者。”长江学者、华南农大经管学院院长罗必良认为,豇豆事件导致产业利益与公共利益双双陷入困局,其根本原因在于农民分散生产、农资分散供应、产品分散采购。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分散的主体,谁有积极性提供安全、优质的农产品?假定一个农户有积极性,但他知道谁的农药好吗?他有能力自行检测吗?同时,消费者也没有能力鉴别产品质量,到头来只能选择低价农产品。农产品越低价就越低质,越低质就越低价,进而出现“劣币驱良币”的现象。
根源不在技术在分散经营
农残超标早已成为困扰农产品安全的最大问题。郭仁东认为,海南要做好北方的菜篮子,农户就要汲取毒豇豆事件教训,记住市场无声的惩罚；政府执法部门对农资市场监管、对蔬菜农残流动检测等措施不能像一阵风,而要建立长效管理机制,至少每季瓜菜上市高峰期都要严查。
“以目前农民的组织化程度,靠加强监管和检测都无法从根源解决农产品安全问题。”罗必良以蔬菜和汽车为例,汽车不是谁都可以生产,因为行业门槛非常高,风险大；而蔬菜生产只需一把锄头。汽车生产投资了几十亿,一旦出现质量问题,要承担极高的成本；但如果某种蔬菜出了质量问题,农户退出生产几乎无须成本,改种其他品种便是。可见,一个小生产者面临的风险要比一个大规模的投资者面临的风险小得多,所以有些农户才会铤而走险。
罗必良分析,分散种植、价格低廉的豇豆,指望通过加强检测来确保安全,其成本就太高了,建立农产品可追溯制度也近乎奢谈。汽车可追溯,产品有品牌、有型号、有批次,但农产品生产经营分散,农民两三亩的土地分好几个田块,可能农民自己都不知道哪些豇豆产自哪块地。“农产品安全问题不是技术问题,宏观上是组织化问题,深层次是制度建设问题。”
与罗必良看法略有不同,广东省人大农委副主任委员黄祖铮(上图右)认为分散生产确实是农产业面临的现实问题,这令农产品安全防不胜防。但“建立可追溯制度是唯一出路,这个再艰苦都要做,不然确实管不住。”
提高组织化程度出路何在
“提高组织化程度,无疑要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示范作用。就广东而言,通过专业合作社的平台,就比较容易进行管理和落实技术推广。”黄祖铮力挺农民专业合作社。他认为,合作社能扛起农产品安全大旗。
广东番禺东升农场有限公司董事长区景泰表示,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我国农业最终的出路。合作社可以做到标准化生产,订单式销售,进而解决农产品质量和销售难题。但关键是如何令社员真正遵守游戏规则,这要引入完善的监督机制。
“合作社不具备完全承担保障中国农产品安全的能力。”罗必良直言,合作社不是纯粹的企业化运作方式,它是松散的、带有内部服务性质的组织联盟,它可以组织生产、提供服务,并承担部分的产品营销功能,但是无法承担食品安全的重任。因为合作社的市场半径和服务能力非常有限,更核心的问题是合作社社员缺乏企业家能力。“我对合作社的发展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但不对其寄予过高期望。”
罗必良认为,如果不改变分散经营的格局,农产品的安全问题永远解决不了。可行的出路是,积极推动土地流转,鼓励农业龙头企业租赁农户土地,或者与种植大户合作,种子、农资全部由企业配送,农业生产完全采用企业化管理。
“要实现连片土地流转非常困难,很多农户出去打工,即使让土地撂荒,也不愿流转出去。”陈日远谨慎表态,要考虑到中国的现实国情,近20年发展合作社还是大方向。
“合作社确实无法完全保证农产品安全。”从化城康村青绿蔬菜合作社社长张灿新坦言,社员都是分散种植蔬菜,合作社可以教育引导农民种菜要有责任感,拒用高毒农药,但无法做到全程监控。目前,康村青绿蔬菜合作社300亩种植基地虽然能实现标准化生产,但亟须技术和管理上指导,“我们是广州的蔬菜种植专业村,但仍不具备农残自检的技术条件,其他合作社或种植户就更难了。” |
